实际上，脱离具体的汇率浮动水平和机制讨论在储备还是汇率之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汇率水平不合理，波动不灵活，对外汇市场的预期管理不合理，那么，往往不仅汇率难以保住，外汇储备同样也因为不得不要投入到外汇市场来干预而可能会被持续消耗，而灵活调整的汇率水平才是支持外汇储备的重要保障。
民营企业的回答是，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时候，投资等于过度冒险，因此完全依靠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实现了降杠杆，而不是借钱加杠杆。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综合经营但分业监管，金融业的监管和发展问题不分开，无法解决资本的真实性问题。
2001年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笔者曾调研是否存在资金紧缺状况时，发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均表示缺少资金，而民营企业却不存在这个状况。虽然没有十分确切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杠杆率状况和风险程度，但相关迹象表明金融业杠杆率上升很快，隐含的风险较非金融企业更大。我们要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是健康的，杠杆率就不可能无限制扩张。金融危机与金融业过高杠杆率密切相关。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以及M2/GDP的快速上升，主要反映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下降而非金融深化，同时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也增大了通胀水平系统性低估的风险。
其次是若各部门协调不畅，政策叠加可能导致债务—通缩风险进而诱发系统性风险。政府部门杠杆率变动幅度由5％升至10％，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将提高20个百分点。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
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皮克迪教授的数据显示，正如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学者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财富逐步往少数人集中，资本收益相对劳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这个趋势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之前达到顶峰(美国是例外，它的贫富差距要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达到顶峰)。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学Meyer和Sullivan两位教授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底，美国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累计增加了19%，原来前者的收入为后者的5.3倍，最近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恶化了近五分之一。美国、西欧国家20世纪的经历都如此。
比如，今天美国1%最富、10%最富的人群跟50年前、100年前的最富群体有多大的重叠？如果最富1%、最富10%群体总在不断变化、社会阶层流动程度足够高，那么，即使最富1%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越来越高，拼爹就未必能保证成功。货币化惹的祸？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
一些国家先富很多，穷国也得到好处。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当前在美国，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
其实，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看到皮克迪教授《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
既然这样，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
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
这两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证了笔者之前的生活感受。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可是，社会学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等学者在编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可能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发生了更多动乱。
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即使到了农业社会，多数时期生产为自给自足，货币化交易占比很少，虽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开始分离，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别离谱，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相当，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于研究消费差距。
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
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也就是说，在金融化使财富创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财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不能再像人类社会货币化之前那样看待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从消费的角度看，不平等的现象没有恶化，反倒在改善。在皮克迪教授看来，现有的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
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如果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的医疗保险，一旦感染上这种疾病，就会大大冲击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改变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
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今天的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耶鲁大学希勒教授的金融学课程。
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分配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观察并判定：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会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者的所得占比只会越来越低，让工人阶级走向长期贫困，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详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